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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5章（第1页）

不用说，我们经常从纪尧姆那儿听到勃兰特的艳史，因而有可能借此对他进行讹诈。可我们从来没打算这样做。我们深知，在波恩这个盘根错节、利害交错的政治环境里，报界避讳这类新闻。再者，这样做对我们也没什么好处。我们并不想毁掉他，尤其是我们对他已相当了解，学会了与他打交道。所有的情报机构均信奉一条：与其重新熟悉一个新魔鬼，不如与已知的魔鬼打交道。我们也不例外。

平时生活犹如清教徒的魏纳首先意识到勃兰特桃色事件的意义，开始趁火打劫。他找到勃兰特提醒他，倘若纪尧姆在法院上公开总理性生活的富于刺激的细节的话，后果将不堪设想。魏纳还警告勃兰特，东德现在讹诈他易如反掌。其实魏纳本人未必真的认为勃兰特会受到讹诈。要挟勃兰特对我们没什么好处。魏纳比任何人都更了解昂纳克，知道讹诈勃兰特不符合这位东德领导人处世谨慎的作风。勃兰特身边早已觊觎总理宝座的施密特在这件事上不像魏纳那样咄咄逼人，但也没怎么帮勃兰特。在国际社会上享有盛名的勃兰特在党内结果落了个四面楚歌的境地。他意识到，不仅他上台后身边一直潜伏着一名敌国间谍，而且本国的警察和情报机构还对他乱搞女人的事了如指掌。他的政敌随时可以利用这批材料来反他。勃兰特已陷入穷途末路。惟一的选择就是辞职。

我事先估计到东欧集团和莫斯科可能会对我们在勃兰特身边安插间谍一事作出不利于我们的政治反应，于是起草了一份题为《联合政府危机的事态发展及勃兰特的辞职》的报告，呈送给了昂纳克。提起这件事是因为勃列日涅夫当时声称，他对纪尧姆一事感到不快，还说他根本不知道有这么一个人，更不要说他从事的间谍活动了。昂纳克后来也这样讲。也许他们讲的是实话。然而勃兰特辞职仅一个月，米尔克告诉我，莫斯科同意我的观点，即这一丑闻的根子在西德的国内政治。勃兰特在东德的普通老百姓中有大批的拥护者，因为东方政策意味着他们可以与西德的亲人团聚。勃兰特的下台引起了他们的强烈不满。在新施特雷利茨市，有人在街头交通标志牌上涂写了勃兰特街几个大字。勃兰特1970年首次踏上东德土地的爱尔福特市内出现了匿名大字报，谴责在他背后拆台的行径。北部城市居斯特罗的邮局截获了一封三位年轻姑娘试图发给勃兰特的慰问电报。上面说：&ldo;我们希望你的继任人有勇气完成你开创的事业。&rdo;无论东德还是西德，皆把勃兰特的下台看做是一场灾难。我主管的情报局成了众矢之的。

与此同时，还有一种截然不同的观点，认为纪尧姆打入西德总理办公室是我一生当中最辉煌的成就。勃兰特的崇拜者们--前东德不乏其人--不能原谅我在他下台一事上起的作用。为了以正视听，我必须在此特别说明，我把纪尧姆一案视为当时我们遭受的最大的失败。我们在勃兰特倒台一事中扮演的角色好比是将足球踢进自己的大门。我们既不希望，也没有策划勃兰特下台。然而一旦事态发展起了连锁反应，就难以再制止。我又该在哪个节骨眼上喝令停止呢？

政治与情报工作之间的关系常常别别扭扭。从安德罗波夫上台一直到戈尔巴乔夫时期，我们遵循的一项基本方针是：间谍活动不应妨害缓和。与此同时，我们又面临搞到北约秘密的越来越大的压力。这正应了一句古老的俄罗斯成语：既要给熊洗澡，又不能弄湿了它的皮毛。在此情况下，明哲保身的最佳办法就是无所事事。我的一些同事很了不起，一生成绩平平，风平浪静。成功者既会得到奖励，也会受到惩罚。

勃兰特辞职两周后，我试图振作起来，在日记上写了下面一段话：

勃兰特在我们这个时代和历史发展的进程中留下了自己的足迹。他一生硕果累累。现实政治的弊端更衬托出他人格的可爱。而我们无意之中却扮演了复仇女神的角色。

人们现在当然可以理直气壮地问，让纪尧姆留在勃兰特的办公室难道不是代价太高，风险太大了吗？凡事自然要从最坏的角度考虑，从一开始就应想到一旦失败，会付出什么代价。但真的可以做到这一点吗？走到哪一步应该罢手不干？照此推论下去，所有国家的情报机构都得关门。可我并没有看到有哪个国家这样做，至少是现在还没有。

多年后，我还将有机会亲自感受到勃兰特的宽宏大量。1993年他去世前不久，在一次宣布出版他1991年撰写的回忆录的法文版的记者招待会上，表示反对对我进行刑事起诉。我本来希望有机会亲自向他道歉，但他不想见到我或是纪尧姆，回函说：&ldo;那样会使我太痛苦。&rdo;

1995年夏，纪尧姆久病不愈后去世。我在柏林新建的马察恩墓地参加了他的葬礼。墓地周围是一群高层建筑，如今成了昂纳克梦想中的工人共和国的混凝土遗迹。简短的葬礼就要开始了。这时，大门被砰然撞开，一个人旋风般地走了进来。我转过身，希望进来的是克里斯特尔或皮埃尔，那个早熟的孩子。他所了解的父亲只是个假象。真正的父亲却是一个兼有双重身份的人。然而当他明白这一切的时候，隔阂已经铸成。间谍活动毁了不少人的生活，尤其是孩子。这些孩子们在成长过程中所受到的伤害更应引起我们的重视。

然而克里斯特尔和皮埃尔都没有露面。两人拒绝出席葬礼。旧日深深的创伤难以在纪尧姆去世前弥合。刚刚走进来的人是纪尧姆的第二个妻子埃尔克，我们挑选照顾他的那位女护士，也是他余生所爱的人。她默默地坐着，对人们好奇的目光视而不见，沉浸在对她所爱的那个人的回忆里。对她来说，他不是什么赫赫有名，抑或臭名昭著的大间谍纪尧姆，而是一个领取养老金的人，一个眼看自己熟悉并为之献身的制度分崩离析，试图找回人生意义的老人。我和埃尔克一起走了出来，来到无人照看的墓地，看着棺木徐徐沉入穴中。按照共产党人的传统习惯，我将一支红玫瑰投入墓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