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西夏人在成为大蒙古国和元朝的百姓之后,其下落究竟如何呢?在《拉施特书部落唐兀惕》之中有&ot;出自唐兀惕部落的异密很多&ot;一句,后面还有具体人物事迹简述:例如在蒙古的兀察罕、不劣都曾经担任过千户那颜(这个职务在大蒙古国时代是高官)的职务,&ot;是成吉思汗从唐兀惕带来的&ot;。拉施特还说到,在波斯也有西夏人出任伊尔汗国的官职,就是阿术素古尔赤父子。
可见,也有许多西夏人散落在四大汗国之中,只是没有详细的统计。我们只能在《元史氏族表》以及《新元史》、《蒙兀儿史》等书之中的氏族表内去寻求中国境内西夏人的踪迹。根据修史的原则,惟有大族才会被专门列出氏族表,由此可见,西夏人不但没有被屠杀,还在元代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族系。当代史学家汤开建先生根据以上诸史书之中的氏族表,经过考证增减,著有《元代西夏人物表》(《甘肃民族研究》,1986,第一期),内中收录元代知名西夏人物多达700余人,这其中还不包括著名的女性,如元文宗的生母&ot;文献召圣皇后唐兀氏&ot;,南台侍御使笃鲁迷失之妻&ot;李氏&ot;。这些元代西夏著名人物,其身份有皇妃、官员(多有官至行中书省事,相当于如今的省长一级)、著名学者僧侣等等。可见,西夏人在元代的地位是相当高的,根据《元史》记载,与色目人受到同等待遇。至于那些未曾在历史上留名的平民又何止数倍?而且,既然与元朝宫廷内甚至可以纳西夏人为妃子,那么民间通婚的数量就更为可观了。
那么,西夏人究竟是怎样消亡的呢?其答案应该是民族融合。正如纪元4世纪至6世纪之间的鲜卑等族的消失,做为少数民族,他们最终通过迁移分散、通婚、被皇帝赏赐蒙古籍以及明朝建立后对境内少数民族所采取的改土归流政策所吸纳入汉族之中。至今,在安徽合肥、河南濮阳还留有西夏遗民(见史金波、吴峰云《西夏后裔在安徽》,安徽大学学报,1983,第一期)和西夏后代(任崇岳、穆朝庆《略探河南省的西夏遗民》,宁夏社会科学,1986,第二期)就是很典型的力证。
综合以上之论,足见屠灭西夏之说纯属子虚乌有之言,不足采信。西夏民族及其文化的消亡,完全是民族融合与文化自然淘汰的结果,属于自然消亡,而非机械消亡,从而在另一个侧面反应了历史民族变迁的规律。
二(1)
更新时间:2005-7-2310:2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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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之二蒙元文化之辩诬
这又将是一个比较敏感的话题,也是诟病蒙古者所惯用的手段。无论有意与无意,将蒙古文化排除于中华文明圈之外,都是相当错误的。他们的故乡额尔古纳地区位于大兴安岭山麓的深处,同时也是今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版图。因此,我们无法否认,这个民族是中华民族的一个组成部分。无论是做为鲜卑的遗种,还是做为室韦族的一支,蒙古族都毫无疑问地早在唐朝就具备了中国公民的资格。当南北朝时代的民族大融合阶段,鲜卑的血脉已经融入了中华民族之中,那么又何必因为一些这样或那样的误解与偏见而拒绝亲戚的加入呢?
其实,任何一个民族都有其独特的文化,只是因为其所处的历史、地理的环境不同,发展自然不会平衡。例如蒙古族,他们世代居住的蒙古高原从地理角度而言,只不过是西伯利亚荒原的南部突出部分而已,是举世公认的地球上最不适合人居的区域之一。可是,命运却偏偏将他们安置在那样的地方,苛烈的自然环境严重限制了他们的发展,造成了他们长久以来的贫穷与落后。如果强行将汉族文明与之对比,那么是否要公平的剔除自然环境的因素呢?如果肤浅的去嘲笑蒙古族,那么这是否如同一个托生在富贵家的纨绔子弟对着贫家出身的同村人夸耀自己的豪富呢?如果将双方倒置过来,那么谁又敢保证汉族能在那片冰火交织荒野上做得比蒙古族更好呢?我想,做为文明积淀十分深厚的汉族应该有既不必妄自菲薄,亦毋需盲目自傲的浅薄心态吧?
就蒙古族而言,他们本身能够顽强的生存下来,并创造了自身独特的文化和艺术,已经足以谓之奇迹并为之惊叹了。下面,将根据历史年代的差异分两部分介绍蒙古文化的特征与成绩。另外设一专节来谈那部千古奇书《蒙古秘史》。
一、大蒙古国时代
1语言与文字
(1)语言
根据语言学家的研究成果,蒙古语因时间段而分为三个阶段:古代蒙古语(十三世纪之前)、中世纪蒙古语(十三至十七世纪末)和近代蒙古语(十七世纪末至今)。本文将就前两个阶段进行浅析。
蒙古语言之形成,盖因其地近突厥(turk)、回鹘(畏兀儿突厥人,turcouigour)、契丹(khita≈iul;或khitan)、女真(djurtch≈aul;t)等控制过蒙古草原的各个政权而颇受其语言之影响。这一点可以从蒙古语之中多有突厥语汇和突厥文字可以表述蒙古语言等现象足以证明。对这一现象最为有力的证明就是以《鄂尔浑碑文》、《柴达木碑文》等为代表的一批现今出土的突厥文碑铭(参阅芮传明《古突厥碑铭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221‐222页)。同时,蒙古语之中也依稀可以找到汉语的痕迹。例如成吉思汗任命大将木华黎为太师、国王。这本身就是借助于汉语的典型例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