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传统的儒家社会中,文学艺术只关注于具体的某一类作品,因为它要在国家考试制度中用到,这就意味着文学作品往往落于官僚制度及其相关方面的窠臼之中。然而,蒙古人允许创作各种类型的作品,他们鼓励作家要用大众通俗的语言,而不要用仅为学者型官僚衷爱的古典语言写作。蒙古人的口味更接近于普通大众,而不是少数精英,他们融合民间文化和宫廷文化,创造出新的、更振奋人心的娱乐形式。
从1206年庆祝成吉思汗的登基大典开始,蒙古人每到一定的时候,就要举办有数千人参加的、场面壮观的礼仪性戏剧表演,一连持续好几周。1275年,他们通过一出由军队表演的礼仪性戏剧,展现了蒙古人的战争历程,该剧共六幕,象征着从成吉思到蒙哥汗‐‐蒙古帝国创建时的重要阶段。
戏剧演员可以吸引观众的目光,塑造一个备受欢迎的形象,所以忽必烈热情地支持戏剧‐‐这种被传统中国文化极为忽视的艺术。他时常叫人在皇家场院中演戏,蒙古臣僚们酷爱戏剧,里面充满了杂耍的动作、动人的音乐、鲜艳的化妆和华丽的服装。很像欧洲的威廉&iddot;莎士比亚,蒙元时代的剧作家创作出娱乐性作品,同时也寻求现实问题的素材,如权力与道德的关系。据说‐‐但可能无法证实‐‐在忽必烈统治时,任何戏剧都不需经过审查。结果,戏剧变成了中国文学中不朽的精品,而蒙元时期也成为中国戏剧的黄金时代。元代上演的新剧本总数估计在五百个左右,其中保留至今的约有一百六十个。
在传统中国,演员和歌唱家等表演艺术家,与妓女、小妾和其他低级职业一样,不被尊重、受人歧视。蒙古统治者提升了他们作为职业艺人的社会地位,并划出了专门的剧场区,使戏剧表演不再局限于市场、妓院和客栈。中国戏剧和蒙古人所喜爱的乐曲互相结合,为京剧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为了使自己和大众尽情娱乐,蒙古人青睐通俗文化,同时他们仍然厌恶流血文化。虽然他们喜爱摔跤和剑术,但他们不举行角斗和当众杀人等为罗马人所痴迷的游戏,也不举行欧洲传统的以兽斗兽或以兽斗人活动,前者如纵犬斗熊和以狗斗狗,后者如斗牛。蒙古人严禁将处死罪犯变成一种公共的娱乐活动‐‐如欧洲城市中普遍存在的斩首和绞刑。蒙古人也不以焚烧活人为公众的娱乐活动,而这在西欧却经常发生,基督教会在任何地方都有权这么做。
忽必烈不是以权宜之计去赢得人们一时的支持,他一直有系统地贯彻着一个近二十年的长期政策,以赢得整个大陆文明世界的效忠。蒙古人把自己描绘成强有力的领导者,上天助其统一中国,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南宋领导层的衰败离析,他们沉迷于颓废奢侈的生活,炫耀自己拥有的巨额财富,远远超过其对军事能力的重视。尽管在许多方面与蒙古人存在差异,但汉地民众发现,在生活习性和思想感情方面,他们与蒙古人的共同点比他们与宋廷官僚的共同点要多得多。
每年都有大量士兵、官员和农民离开南宋投附蒙古人,或者帮助蒙古人接管自己的家乡。更多的商人愿意和蒙古人做生意,更多的教士和学者发现,投奔蒙古人可以获得保护和更大的自由,最后,南宋的将领和整团整团的士兵、水手都跑到了蒙古人的阵营之中。南宋的崩溃不是突然的沦陷或被征服,而是慢慢地被侵蚀直至瓦解。
通过这些活动,蒙古人保持着对南宋的军事压力。每一次小的胜利都增强了这样的观念:上天已把未来委付于蒙古人,他抛弃了宋朝。忽必烈汗把注意力放在加强与公众联系的活动上,而不是军事上,他把军事托付给手下那些能征善战的将军们,其中一位名叫伯颜,他非常擅长与宋军作战,这种情形与当年速不台横扫从俄罗斯到匈牙利的欧洲军队一样。1276年,蒙古大军终于攻占了南宋首都临安(杭州),接下来没几年,他们就消灭了地方上的小规模武装抵抗力量。通过耐心的宣传和正确的策略,忽必烈汗成功地完成了成吉思汗单凭武力所无法完成的使命。为保持自己作为中国道德化身的形象,忽必烈很好地照顾了守寡的宋朝皇太后,准许大多数宋皇室成员居住在豪华的宫殿中,那里摆放着他们惯用的各种奢侈品。为了防止宋朝废帝将来成为反叛的中心人物,忽必烈送小皇帝去西藏学习,1296年,他在那里出家为僧。
对于汉族的学者和文人来说,战败的宋朝成了黄金时代的美好回忆。诗人谢翱在一首名为《过杭州故宫》的诗中寄托自己的怀旧思愁:
禾黍何人为守阍,
落花台殿暗销魂。
朝元阁下归来燕,
不见前头鹦鹉言。
忽必烈汗明白,在征服南宋首都、俘获大量官员后,他得到了一批极为珍贵的人才。他们代表着中国文明的最高水平,多年前,忽必烈努力保存这些人才在改革和发展宋帝国时所取得的成就。正如日本学者冈田英弘所写的那样,&ldo;蒙古帝国留给中国的最大遗产恰恰是中华民族本身&rdo;。蒙古人不仅统一了所有说不同汉语方言的地区,而且他们还将毗连的西藏、满洲、畏兀儿及许多小王国、部落民族与汉地合为一体。这个在蒙古人治下的新国家,其面积约是所有说汉语地区的五倍。已形成的中国主流文化当然不单是蒙古的,但它也不全是汉族的。忽必烈汗制造了一个融合物,通过他的努力,这种文化将产生世界性的影响,其广度和深度使人难以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