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伪自由书》。《鲁迅全集》第五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页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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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第二次革命高潮出现前的国内阶级形势
(一)清朝政府成了外国帝国主义的税吏
在中日甲午战争后中国面临被帝国主义瓜分的危机情势下,出现了中国近代史前期的第二次革命高潮。同作为中国近代史前期的第一次革命高潮的太平天国革命相比,第二次革命高潮具有如下两个明显的特色:第一、在第二次革命高潮中,广大人民的革命斗争的锋芒主要是针对着外国帝国主义。第二、在第二次革命高潮中,已经出现了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初步成长起来的民族资产阶级。但是这个阶级还担当不了革命的任务,而只能演出了一场失败的政治改良运动。外国帝国主义势力已经深深地侵入中国;帝国主义和封建统治阶级互相勾结而在它们的互相勾结中又难免还发生某些矛盾;民族资产阶级开始走上政治舞台;被压迫的广大农民和其他劳动者面临着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的严重任务,他们是革命的主要动力,但仍旧缺乏先进阶级的领导,停留在自发的斗争的水平上。‐‐这些因素互相纠结在一起,形成了比第一次革命高潮复杂得多的阶级矛盾的形势。
清朝政府大借外债,来支付对日本的赔款。为了偿还外债,它向人民敲骨吸髓,大肆搜刮。
在中日甲午战争前的若干年间,清朝政府的财政状况大体上是收支平衡,还有一点节余。例如光绪十一年到二十年(1885-1894年),按户部(即中央政府中的管理财政的部门)的逐年报告,这十年间平均每年有四百万两的盈余。到了中日甲午战争后,这种财政收支平衡的状况再不存在了。从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起,每年要偿还外债本息二千万两,光绪二十四年起增为二千五百万两。这几年的国家的正常的财政收入大致是八千几百万到九千万两,这个数目主要是用来供养皇室、庞大的官僚机构和军队。光绪二十二年户部奏报筹还每年应付外债本息的困难时说:&ot;国家财赋,出入皆有常经,欲开源而源不能骤开,欲节流而流不能骤节,其将何以应之?&ot;1户部所说的财政收入,除海关税收(大约占全数的四分之一)以外,主要是地丁、漕粮、盐课、厘金,都是直接对人民的剥削。但这并不是以国家名义取之于民的全部,因为这里并不包括各级地方的财政收入,而且此外还有相当大的部分为各级官吏所中饱,进入了他们的私囊。
弥补财政亏空的办法就是向各省摊派贡纳。各省如何来完成摊派的任务呢?无非是以各种名目增加捐税。举几个例:山西省,从1896年开征烟酒税,到1900年,每年全省人民负担的烟酒两项捐税就达二十余万两2。四川巴县,中日甲午战争后新增的苛捐杂税即所谓&ot;新捐输&ot;,每年一万九千两至三万三千两,加上&ot;常捐输&ot;岁派银一万五千两至一万七千两,&ot;较正供几近十倍&ot;1。山东巨野县,&ot;甲午战后一、二年,赋税倍增,到1900年间,更增加到两倍&ot;2。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清廷决定用举借内债的办法筹款,发行的债券名曰&ot;昭信股票&ot;,其办法是&ot;在京自王公以下,在外自将军督抚以下,无论大小、文武、现任、候补、候选官员等,领票缴银,以为商民之倡。其地方商民愿借者,即将部章程,先行出示,并派员剀切晓谕,不准稍有勒索&ot;3。但是这个反动政府在人民中已经完全失去信用,所谓昭信股票只是为各级官员提供了一个向人民进行广泛勒索的新的机会。&ot;名为劝借,实则勒索,催迫骚扰,贻累闾阎&ot;4。例如在山东安丘县,&ot;计田苛派,按户分日严传,不到者锁拿严押,所派之数,不准稍减分厘。&ot;5原定共筹银一万万两的&ot;昭信股票&ot;,结果只搜括到一千多万两,在全国人民怨声载道下,不得不停止发行。地方官员如两江总督刘坤一在开始发行股票时,就奏报说,他自己认缴银二万两,加上其他官员共认缴银七十多万两,并说,两淮盐商也认银一百万两6。但是到了朝廷宣布停办此事时,他上报说:&ot;各该文武等员,或因交卸赔累,或因事故出缺,力有未逮,已虑解不足数;其盐商认借之款,迄今呈缴无多&ot;7。这些官员们即使如数地缴款,他们也必定是把这个负担转嫁到人民身上,那是不用说的。
昭信股票失败后一年,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清廷又实行了一次所谓&ot;整顿&ot;财政。慈禧太后召集的御前会议决定了&ot;裁革陋规,剔除中饱,认真整顿,化私为公&ot;的十六字方针。太后的宠臣、协办大学士、军机大臣刚毅奉令南下根据这个方针进行搜括。他首先到江苏,一举括得一百一十万两银子,继又到安徽、浙江、广东,一共搜括到一千万两银子回朝交差。他的方法是要各级官员把他们中饱的钱财上缴归&ot;公&ot;,但是这些官员照例总是用人民的血汗来成倍地补偿他们的损失。所以英国人办的《北华捷报》在那时写道:&ot;为这个不幸的帝国增加苦难,刚毅又被派遣到广东省搜括钱财和兵丁,看来这差不多像是慈禧太后急欲把那里经常燃烧着的叛乱星火煽成大火&ot;1。帝国主义者不能不为已经成为他们的走狗的清朝政府的命运担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