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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6章（第1页）

我们应该展开自己的批评了。

我们当然承认，政治权力在社会结构中占有着重要位置；我们当然也承认，权力和权威确曾在中外历史上发挥过巨大作用，特别是在中国这样的亚细亚社会形态中，皇帝的权力更是至高无上。问题是即使是这种权力也并非超凡入圣、法力无边、不受限制，而是建立在社会生产方式的基础上，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相称。今天，不论是从历史学的角度评价康熙，或是用艺术手法塑造这个人物，我们都应该有一个基本的思想立场。这个立场就是要看康熙是否尽到了一个统治者应尽的社会责任，是否正当地运用了手中的权力，是否改善了人民的物质和社会生活，是否对权力的合法性有足够的认识。权力合法性问题，可以远溯至古希腊城邦民主制度，由那时肇端，中间经由文艺复兴运动、康德、卢梭、孟德斯鸠、洛克、杰克逊、汉密尔顿、麦迪逊、马克思等，及至近现代的韦伯、罗尔斯等人，都从不同层面、角度研究了这个问题，并扩展了这个问题的社会影响，可以说，此问题是社会政治理论和人权学说的基本问题。由对这个问题的研究阐述而形成的“天赋人权”、“主权在民”、“人人生而平等”、“三权分立”等诸原则，揭示了权力的发生、本质及来源，将权力从人类蒙昧时期的神秘状态和“克里斯玛式”人物的手中转移到人民中间，权力必须代表民意，权力也应该代表民意。人权学说主张，人人生而平等，每个人都具有不可让渡的天赋权利，这些权利与生俱来，存在于个人的尊严和本性之中，这些权利（或称自然权利）是政府权力合法性的来源，换言之，人民为了保障其天赋权利，才成立政府，赋予政府保障它们的权力。这些理论和主张对于近代立宪主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并已构成了现代立宪民主国家政治制度的基石。今天，无论是西方国家，还是东方国家，只要珍惜国家声誉，期望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并想维护自身在国际上的地位和尊严，无不认同这些政治理论原则并签署《人权宣言》，中国也不例外。

从这样一种现代政治理论意义上的“权力观”，我们方能引出符合当代价值观念的“历史观”。现代政治理论原则和人权学说提示我们，康熙手中的权力的最终来源是民意。而不是“天意”，他虽是皇帝，却并非“神明”，他无法“呼风唤雨”，也不是正义和真理的化身，对他执政期间的所作所为，都应该置于是否代表民意、是否促进了社会进步、是否具有合法性的意义上来认识，他采取的恢复和促进生产力发展的种种举措，我们当然要肯定，他颁行的有利于改善人民社会生活的各项政策，我们更要给予褒扬，但对其“禁海”、“禁矿”、屡兴“文字狱”等有违社会生产力发展和文化进步的行为，我们则要揭露和批评。他正确地使用了权力的地方，我们赞赏之；他武断、自私地使用权力的地方，我们抨击之。不为尊者讳，也不为尊者妒。

《康熙王朝》的编创者对权力的认识及思想方式，显然与上述思想立场不同。他们在“民主已成为全球民众共同要求”的时代崇尚“君权至上”，阐扬“王道无处不在”，并将这种“权力崇拜”作为主题贯穿全剧。这种对权力的膜拜和营构，显然与现代政治理论和现代社会学对权力的认识相悖。《康》的编创者无视现代政治理论的基本原则，轻佻地对待权力的合法性问题，在他们眼里，康熙手中权力的合法性是天然的、不容置疑的，并且与“天道”同一。在21世纪人类政治文明的大背景下，他们不得不面对康熙是否代表民意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他们表现出了令人难以置信的陈腐、轻率和武断，在他们的描绘和导演下，康熙不仅代表民意，而且简直就是天下百姓的慈父，他不但照料他们眼前的利益，并且在为他们的将来和国家的长远利益食不甘味、呕心沥血，所以，这是一位完全可以信赖以致崇拜的伟大皇帝，他手中的权力已不仅是一种政治上的强制力量，而且代表着正义、天命、价值，是衡量一切人、事件、事物的标尺。看来，《康》的编创者的“哲学思想”、“广阔视野”及其对民族精神的理解，都没有能使他们把康熙及&ot;康乾盛世&ot;放在整个世界历史的进程中予以比较和清醒认识，都没有使他们形成一种契合现代价值观念和政治理论原则的历史认知，都没有使他们认同人类政治文明的发展成果和人权学说，他们迷恋于康熙的“个人英雄主义”，钦佩康熙的“英明”、“果断”、“威震万里”，夸大、颂扬政治权力在社会事物中的作用，似乎康熙手中的权力真是上天所授，充满神意，皇帝略施仁政，便是“皇上圣明”、“皇恩浩荡”，于是不仅自己感激涕零，还非要拉着观众一起三跪九叩。

《康》的编创者会说，我们写的是历史剧，剧中主要人物是康熙，当然要强调康熙在社会政治事件中的巨大作用，当然要表现臣民们对皇帝的服从和敬仰，并且鉴于康熙在历史上确有丰功伟绩，我们当然可以用各种艺术手法烘托他的伟大，营造他的威风，这都应该属于“创作自由”的范畴。

的确，这是电视剧编创者的创作自由。他们有权依据自己对历史和当代的认识来塑造康熙，他们有权根据剧情的需要设计人物性格和命运安排，必要的时候，完全可以摈弃历史细节而大胆虚构，所以，笔者无意关注《康》与历史事实不符的所谓“硬伤”，讥讽编创者历史常识的缺乏。以笔者之见，这些“硬伤”均属小节，电视剧毕竟不同于历史学论文论着，没有必要刻守历史真实，正如朱苏进所说，如果真要按照历史原样来写康熙，那样的电视剧肯定不会好看。电视剧是文艺作品，它的多数受众是普通人，应该允许它在某些细节处脱离历史真实，应该允许编创者参照市场需要和大众口味虚构与设计人物故事。但是，编创者的思想立场和历史观应该正确，他们应该对康熙和“康乾盛世”的功过是非有准确而公正的认识，对重大历史事件的处理应该符合基本事实，特别重要的是，剧作者应该对皇权的合法性有清醒的认识，应该知道这种合法性来源于民意和人民的认可。在此基础上，他们尽可以施展自己的文学和戏剧才华去“自由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