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甲、乙这两类人的财富,前一类人是通过封建性的剥削,后一类人是依靠帝国主义势力积累起来的。这两类人又往往有密切的联系。不但封建商人和买办商人不能严格分开,而且许多买办、买办商人发了财后,也购置土地,成为地主;他们又往往购买官衔或受官僚机构聘任而跻身于官绅之列。
丙、手工业作坊主、中小商人。在商品经济比较发达的城镇中的手工业作坊,是鸦片战争前中国社会内部成长着的资本主义萌芽的主要代表。鸦片战争后几十年间,手工业作坊大量破产。但是,正像封建势力的压迫不能完全扼杀资本主义的萌芽一样,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也不能完全摧毁手工业作坊。仍在挣扎求存的手工业作坊中,有一些利用时机,逐渐转入机器生产,向着近代工业转化。中小商人是以小商品生产为基础,活动在城镇乡村的坐商、贩运商、包买商,他们本来属于封建商人的范畴。有一部分中小商人的资金这时也有逐渐转向工业资本的趋势,虽然为数还很少。
民族资本主义初步发展的情况表明,它的内部结构,有上层和中下层的区别。上层资本多,力量大;中下层资本少,力量弱。一般说来,从大地主、官僚、大商人、买办转化而来的资本家,构成民族资本的上层;从手工业作坊主、中小商人等转化来的资本家,构成民族资本的中下层。前者是在十九世纪末叶活跃在民族经济舞台上的主要角色,主要力量;后者只能处于前者的附庸和助手地位,远未能在政治上经济上拥有独立的发言权。上一节讲到的十个纺纱厂,可以代表上层民族资本,而二十二个机器工厂,则可以代表中下层民族资本。十个纺纱厂的创办人,能查出身分的有九人,七人是现任官僚或退职官僚(其中有三人是直接以当朝宰相、头号大官僚李鸿章和以曾国藩的女婿、大地主兼官僚聂缉椝作后台老板的),一人是华俄道胜银行的买办,一人是所谓上海&ldo;商绅&rdo;。显然这些人同帝国主义的&ldo;洋场&rdo;和封建主义的&ldo;官场&rdo;有着密切联系。他们的政治地位较高,经济势力相对说来也比较雄厚,各厂的创办资本都在二十万元以上。二十二个机器工厂的创办人中,能查明身分的有二十一人,其中除了买办一人外,有小商人三人,手工业作坊主四人,手工业作坊职员一人,工头三人,工厂领班八人。这些人的社会地位、政治地位低。他们的经济力量也很薄弱,二十二家资本总计才不过五万多元。在中日甲午战争前上海设立的民族机器工厂中,有十家是从手工业作坊发展而来的。发昌机器厂创设最早,它设立于同治五年(1866年),同治八年开始使用车床生产,由锻铁的手工业作坊发展为近代的机器工厂,到八十年代成为能制造轮船和其他车床的上海最大的一家民族机器工厂1。这是手工业作坊主转化为民族资本家的一个典型。在西欧各国,曾经有两个世纪以上的工场手工业时期,不少工业资本家是由手工业作坊主经过几代的资金积累和生产扩大而变成的。但在中国的历史条件下,手工业作坊主很少有这样的机会。
中小资本不但无力抵抗外国资本和本国封建势力的压迫,而且投资于近代工业的官僚、大地主、大商人、买办凭着他们的政治和经济上优势地位,也排斥中小资本。这都使得由工场手工业转化为近代工业的路途上充满着险阻。正因此,由大地主、官僚、大商人、买办转化而成的资本家就能够居于民族资本主义经济中的主要地位。这些情形都表明了,民族资本主义经济是在遭到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和摧残的非常艰难的条件下生长起来的。
毛泽东指出:&ldo;帝国主义列强侵入中国的目的,决不是要把封建的中国变成资本主义的中国。帝国主义列强的目的和这相反,它们是要把中国变成它们的半殖民地和殖民地。&rdo;1帝国主义在侵略中国的时候,一方面破坏了封建自然经济结构,刺激和促进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生和发展,另一方面又勾结中国的封建势力压迫中国资本主义,严重地阻遏着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上海《字林西报》(英帝国主义者的喉舌,1864年创办的英文报纸。)发表的一个署名&ot;白人&ot;的文章中叫嚷说:&ot;今若以我英向来制造之物,而令人皆能制造,以夺我利,是自作孽也。&ot;2这个&ot;白人&ot;是说出了英国和所有帝国主义国家的垄断寡头们对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态度。
帝国主义列强凭借它们在中国攫取的政治经济特权,把它们廉价的商品向中国倾销,控制和垄断了中国的工业品市场。以棉纱市场为例,中日甲午战争以后,中国民族资本的纱厂虽有了初步的发展,可是棉纱市场却几乎全部被帝国主义列强特别是英、日两国所瓜分和垄断。据统计,1899-1900年,英国统治下的印度的棉纱输出总量中有888%输入中国,1903年日本棉纱输出总量中的909%倾销到中国1。在华东、华南、东北的市场上,民族纱厂出产的棉纱完全没有插足的余地;在华中市场,1894-1898年,洋纱占棉纱销售总量的864%,而本国纱只占136%;在华北市场,同样的年份中,洋纱占棉纱销售总量的937%,本国纱只占63%2。失去了国内市场的民族资本主义工业怎么能发展起来呢?帝国主义列强还通过贷款、投资等方式,控制和兼并民族资本的企业。光绪二十一年创办的裕晋纱厂,到二十三年即被外国资本所吞并,换了招牌,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