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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6章（第1页）

帝国主义对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压迫，连它们的走狗中国封建买办势力也不能不有所供认。买办官僚盛宣怀说：&ldo;在上海，华洋商厂，皆聚于杨树浦一隅，互相倾轧，无不亏本&rdo;，裕晋厂&ldo;全厂售归德商；裕源厂亦禀请另召洋商入股；大纯、华新均岌岌自危，不可终日。&rdo;3这个买办官僚说得吞吞吐吐，把帝国主义对民族资本的压迫说成是&ldo;互相倾轧&rdo;。张之洞说得更加明确：&ldo;近日洋人太狠&rdo;，&ldo;熊、虎、豺、狼，名异实同，无不噬人&rdo;4。&ldo;洋商见我工商竞用新法，深中其忌，百计阻抑，勒价停市。上年（光绪二十二年）江、浙、湖北等省缫丝、纺纱各厂，无不亏折，有歇业者，有抵押与洋商者。以后华商有束手之危，洋商成独揽之势&rdo;5。

帝国主义在中国办的银行和厂矿，还竭力吸收中国人的资金。一方面，私营企业招股困难，一方面则有许多官僚、商人、地主把他们的资金投靠洋人。光绪二十四年初，一个叫黄思永的官员的奏文中说：&ldo;缙绅之私财，寄顿于外国银行，或托名洋商营运者，不知凡几。&rdo;1据不完全统计，光绪二十二年至二十五年这几年中，投资于上海鸿源纱厂、耶松船厂等八家外资工厂的中国股东就有三十三人2。

民族资本发展的困难，除了外国帝国主义这个强敌以外，还受到国内封建统治势力的摧残。封建统治势力不但是帝国主义蹂躏中国劳动人民的帮凶，而且也是帝国主义压迫中国民族资本的得力的工具。

一个由官僚绅士而成为资本家的张謇说，清朝当局&ldo;但有征商之政，而少护商之法&rdo;3，&ldo;商之视官，政猛如虎&rdo;4。张謇从光绪二十一年开始筹办南通大生纱厂。由于官府设置重重障碍，这个纱厂几乎死在胎内，直到二十五年才脱险告成。张謇中过状元，虽未做大官，却是地方绅士中的头面人物，同不少封建大员有来往。当他&ldo;致力于实业&rdo;，想当一个资本家的时候，也逃不脱官府的掣肘和阻抑。其他身分较低，没有官场背景的人想要办工业，其所受到的留难和需索，就更不用说了。当时有人说：中国商人要办什么企业，非附于洋人资本不可；&ldo;即全系华商股分，而不挂一洋旗，不由一洋商出面，亦成而必败。或督抚留难，或州县留难，或某局某委员留难。有衙门需索，有局员需索，更有幕府需索，官亲需索。不遂其欲，则加以谰言，或谓其资本不足，或谓其人品不正，或谓其章程不妥，或谓其与地方情形不合，甚或谓夺小民之利，夺官家之利。路矿则谓碍风水，碍坟墓，又添出绅士之需索矣。内河行轮，则谓碍民船，碍厘金，又添出厘员之需索矣。种种留难，凡待华人莫不如是。&rdo;1这些大大小小的封建鬼魊，从四面八方伸出它们的触角，民族企业要能出世实在困难重重。

民族厂矿的产品一进入流通领域，逃不了常关厘卡的枷锁。进口的洋货缴纳75％的正税和子口税，就可以到处畅行无阻，而国货却要&ot;逢关纳税，遇卡抽厘&ot;。从内地运茧至海口，经各处关卡，平均须纳税27％以上2。福建省各地的茶叶，经由福州出口，所纳的各项厘金和出口税高达35％3。连张之洞也不能不这样说：&ot;此明明力窒华商之生机，而暗畅洋商之销路矣。&ot;4

资产阶级的革命派邹容，对封建势力加于民族资本的政治压迫和经济掠夺作过相当生动的揭露。他说：&ldo;外国之富商大贾，皆为议员执政权，而中国则贬之曰末务，卑之曰市井，贱之曰市侩，不得与士大夫伍。乃一旦偿兵费，赔教案，甚至供玩好，养国蠹者，皆莫不取之于商人。若者有捐，若者有税，若者加以洋关而又抽以厘金，若者抽以厘金而又加以洋关，震之以报效国家之名，诱之以虚衔封典之荣，公其词则曰派，美其名则曰劝，实则敲吾同胞之肤，吸吾同胞之髓&rdo;5。就是说，除了捐税厘金以外，清朝政府还在各种名义下对民族资本实行勒索，使它的生存发展十分困难。

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的生长遭到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民族资产阶级中的各个阶层对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统治，不同程度地表现出不满以至对抗的情绪，原因就在这里。

民族资本一方面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压迫，但是另一方面又同它们保持各种各样的联系，对它们这样那样地依赖。这种又对抗又依赖的矛盾状态，就是民族资本的生活轨道。

在通商口岸，有些中国商人办的企业，吸收外国资本参加，挂起洋人的招牌。例如海关的1892-1901年的《报告》中说，在牛庄，&ot;1896年一家机器豆油厂开工了。它或许是为了躲避中国官方的监督，用了外国的名义&ot;1。1899年的海关总务司的《关册》中说：在烟台，&ot;现在只有一个缫丝厂，这个工厂为中国人所有，但租给华、英二商合办。&ot;2托庇于外国资本，就能减免官厅的需索和为难，是造成这种情形的重要原因。尤其是买办和买办商人，他们本来就是分润帝国主义剥削中国人民的血汗，他们转化为民族资本家后，更是同帝国主义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由于存在着这种种联系，民族资产阶级往往对帝国主义抱着不切实际的幻想。光绪二十三年，上海的一批民族资本的纺织厂的厂主们，曾给美国驻华公使田贝送去了一个&ot;请求书&ot;，&ot;请求&ot;援助中国的民族工业。田贝把这&ot;请求书&ot;转送美国国务院的报告上写道：&ot;我看不出，中国棉织业的发展会对我国有什么好处。&ot;美国国务卿奥尔尼完全同意这个公使的意见，他说：&ot;我们的利益就在于为我国工业品开辟国外市场。&ot;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