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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2章（第1页）

&ldo;恒足为祸&rdo;之&ldo;恒&rdo;字，就是没有例外的意思，也是尊重自然规律之意。这层意思，高寿帝王并非不能认识。高宗他爷爷就说过一段很感伤的话，既叹息保持&ldo;帝王精神&rdo;之不易，亦示囿于政体非竭力行之不可的不得已。其词&ldo;惓惓丁宁&rdo;，甚繁复，实为预撰之遗嘱，今择其要者转述如下：

&ldo;自昔帝王多以死为忌讳，每观其遗诏，殊非帝王语气，并非中心之所欲言。此皆昏瞀之际觅文臣任意撰拟者。朕则不然。今豫使尔等知朕之血诚耳。今朕年将七十，子、孙、曾孙百五十馀人，天下粗安，四海承平，虽不能移风易俗，家给人足，但孜孜汲汲，小心敬慎，夙夜不遑，未尝少懈，数十年来，殚心竭力有如一日。此岂仅劳苦二字所能该括耶？诸葛亮云：&lso;鞠躬尽瘁，死而後已&rso;；为人臣者，惟诸葛亮一人耳。若帝王，仔肩甚重，无可旁诿，岂臣下所可比拟？臣下可仕则仕，可止则止，年老致政而归，抱子弄孙，犹得优游自适。为君者勤劬一生，了无休息，&lso;鞠躬尽瘁&rso;，诚谓此也。昔人每云：&lso;帝王当举大纲，不必兼总细务&rso;；朕心窃谓不然。故朕莅政，无论巨细，即奏章内有一字之讹，必为改正发出。盖事不敢忽，天性然也。朕今气血耗减，勉强支持，脱有悮万幾，则从前五十七年之忧勤，岂不可惜！朕之苦衷血诚，一至如此。每览老臣奏疏乞休，未尝不为流涕。尔等有退休之时，朕何地可休息耶！&rdo;

年届古稀，要做到&ldo;孜孜汲汲，小心敬慎，夙夜不遑，未尝少懈&rdo;，幾不可能；但是，&ldo;尔等有退休之时，朕何地可休息耶&rdo;？这就是高寿天子的两难之局。此局实无法解决，除非换一套制度，让适龄皇帝依制退休。然君主专制实行二千馀年之久，谁能摆脱这种历史惯性？玄烨纵是伟人，其智勇亦不足语此，故不得不在两难之间勉力支撑，徘徊等死。幸亏他死得还算及时（卒年六十九），令誉得以保全。高宗则不然，当望九之年，秉衰耄之质，犹欲&ldo;万幾皆出自裁&rdo;，而其智其力，实不足裁一事，遑论万幾，终至晚节不保，贻祸家国不浅。他于统治六十年之际内禅退位，谓不敢迈越其祖；若更能早死二十年，生前臻于至治，身後享有令名，岂非甚善？设语虽涉荒唐，其义可深长思也。

以故，钱氏之语，不妨改作&ldo;帝王精神，一年不如一年&rdo;，更为妥贴。然此犹就主观欲作好皇帝、客观亦具做好皇帝之能力者而言，若不幸邂逅二十馀年不一上朝如明神宗者，则&ldo;帝王精神&rdo;根本无从谈起，其盛衰亦不可问矣。因此，最好的办法，是毋庸对&ldo;帝王精神&rdo;下注，而令一国之民尽陷于前途未卜的赌局。只是，在清帝逊位、民国肇造以前，欲谈吾国历史，还真没办法舍&ldo;帝王精神&rdo;不谈，不仅要谈，还得大谈特谈。此亦钱氏总结清运何以由盛转衰，第一条便举出&ldo;帝王精神&rdo;的原因；不是他老人家思想保守，有什么帝王情结，而是历史实况如此。若避而不谈，却去讲一些人民创造历史的套话，那反而不是尊重历史的态度。

&ldo;满族官僚日益贪污放肆&rdo;

按：此称&ldo;满族&rdo;，不若改用&ldo;旗籍&rdo;。盖旗籍分满、蒙、汉三种，&ldo;贪污放肆&rdo;之徒，虽籍隶满洲者最众，其馀二族亦不少见，然则欲求指称之准确，舍&ldo;满族&rdo;而标&ldo;旗籍&rdo;，方为允当。此外，关于&ldo;旗&rdo;、&ldo;满&rdo;之用法，窃犹有说，请略述之。

清代国内之最大矛盾，习称&ldo;满汉矛盾&rdo;；晚清末年，革命思潮兴起，其中，以种族革命相号召者最为风靡，其宣传即借&ldo;满汉矛盾&rdo;发其端。例如，孙文尝云：&ldo;满清以建州贼种入主中国，夺我土地，杀我祖宗，据我子女玉帛……要之，今日非废灭满清，决不足以光复汉族&rdo;（光绪二十一年）；後来，将这个意思简化为一句口号：&ldo;驱除鞑虏，恢复中华&rdo;（光绪三十二年）。观其意，竟视满族为外国之人，而浑不计及清太祖以前之满洲，&ldo;受明之恩遇最厚&rdo;，固尝授官设职，以&ldo;属夷&rdo;待之，实非外国可比也。然当时之人激愤以久，不暇细审，并未觉得这句口号有何不妥。逮民国建立，满族既为国民之一部分，犹欲&ldo;驱除&rdo;，未免不中情势，于是，就有了新的说法，谓：&ldo;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rdo;（民国元年）。数月後，袁世凯发布临时大总统令，则称为&ldo;五族共和&rdo;。自此，&ldo;满汉矛盾&rdo;问题在官方层面得到了妥善解决。然私家著述，犹念念不忘&ldo;夷夏之大防&rdo;，及元、清两代&ldo;汉官威仪&rdo;扫地以尽之恨，一遇机会便痛詈蒙古、满洲为&ldo;异族&rdo;、&ldo;外夷&rdo;者，钱穆即是其一。

钱撰《国史大纲》，为史学名著，而第八编《清代之部》，第一句话便是：&ldo;明太祖驱除蒙古後三百年而满洲入主，为中国近代史上狭义的部族政权之再建&rdo;；既曰&ldo;再建&rdo;，则我们翻到第七编《元明之部》，看他怎么定义元朝：&ldo;蒙古民族入主中国，中国史开始第一次整个落于非传统的异族政权的统治&rdo;。一则曰&ldo;狭义的部族政权&rdo;（清），一则曰&ldo;非传统的异族政权&rdo;（元），下笔虽略有轻重，而鄙夷愤慨之情，溢纸而出。若照钱穆自己定下的规矩，他这种表达，是十分不恰当的。《国史大纲》篇首云：&ldo;凡读本书，请先具下列诸信念：……二、所谓对其本国以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以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rdo;；自注：&ldo;否则，只算知道了一些外国史，不得云对本国史有知识&rdo;。试问，元国与清国，其为中国乎，抑为外国乎？元国与清国之历史，其属&ldo;本国以往历史&rdo;范围耶，抑属&ldo;外国史&rdo;范围耶？起钱氏于地下，问之，必答曰：其国，中国也；其史，&ldo;本国以往历史&rdo;也。然则，何以对元、清两代，即以&ldo;异族&rdo;、&ldo;非传统&rdo;定义之，并不&ldo;附随&rdo;一种&ldo;温情与敬意&rdo;，似谈外国史者？钱氏此种论调，以今语批评，可谓政治不正确（politicallyrrect）。出于一己之见，谓不乐元、清，不喜欢蒙古人、满洲人，是言论自由、思想自由之一种，不妨坚持。而作为史学家，濡笔临纸，犹持此论，则一方面不能自圆其说（&ldo;异族政权&rdo;何必编进国史？），一方面有悖于汉、唐以来即已形成的民族融和之趋势，于学术之理、政治之义，俱有未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