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王小说网

第63章（第1页）

而且，族群成见太深，还会影响对历史的分析，甚而得出偏颇的判断。即就钱氏&ldo;满族官僚，日益贪污放肆&rdo;之论而言：不但&ldo;满族&rdo;一词的用法不够准确，揆诸史实，这两个字竟应从句中删去，方称得上实事求是。据《清实录》与《清史稿》记载可知，乾隆六十年间，贪贿之案幾年年都有发生，确实称得上&ldo;日益&rdo;&ldo;放肆&rdo;。但是，若对六十年间贪官之民族属性进行统计，我们将发现，&ldo;满族官僚&rdo;人数所占比重并没有大到可以独享&ldo;贪污放肆&rdo;之名的程度。为便于阅看及控制篇幅计，兹于六十年贪案中撷取按察使（文职正三品）、总兵（武职正二品）以上大吏，以在旗与否划分为两大类，编制下表：

旗籍满洲傅鼐、萨哈谅、喀尔钦、鄂善、鄂弥达、常安、鄂乐顺、恒文、保德、阿思哈、鄂宝、和其衷、高恒、普福、良卿、秦璜、阿尔泰、彰宝、富德、高朴、勒尔谨、索诺木策凌、国泰、国栋、富勒浑、福崧、伍拉纳

汉军卢焯、杨廷璋、李侍尧、郝硕

非旗籍俞兆岳、刘於义、赵宏恩、王士任、岳濬、吕守曾、帅念祖、朱荃、庄有恭、杨灏、蒋洲、李因培、方世儁、钱度、王亶望、于易简、陈辉祖、李封、陈淮、闵鹗元、浦霖

因贪案伏诛或赐自尽者，以加黑字体标示。

据表可知：旗籍贪官计三十一人，非旗籍计二十一人，各占比例约为596和404。若只论满族，不论旗籍（即剔除汉军人数），则满族贪官仅占519，是则满、汉贪官，半斤八两，难分轩轾。那么，&ldo;满族官僚日益贪污放肆&rdo;的判断绝不正确，已不待辨。此外，因贪案被处以极刑（斩、绞或赐自尽）者，于旗籍中所占比例为742，于满族中更高达815，远较非旗籍之524为多；由此又可以引出另外一个话题，即清帝虽在福利、仕途上优待旗人，然对其中之不肖玩法者，所行处罚往往较非旗籍人士为重。王闿运尝云：

&ldo;朝廷用法，严于满臣，以为优礼汉人，亦以为不足责也&rdo;；

即是对此清廷&ldo;家法&rdo;的中允评价。旗制改革後，皇帝成为八旗的唯一&ldo;主子&rdo;，一方面，他对旗人具有一份家长般的爱护，一方面，他对其中的害群之马又极为厌恨，爱深痛切之下，遂出现&ldo;用法严于满臣&rdo;的现象。而在另一方面，清廷对汉人的统治，虽未遽如闿运所言，可称&ldo;优待&rdo;，然亦非清末革命党人宣传所谓&ldo;苛待&rdo;者。孟森云：

&ldo;清自入主中国，谓其为异族战胜而来则是矣，谓其如何苛待汉族，则较之历代本族之君主，亦未见专制之加甚。且君无甚昏甚暴之行，若明之正德、天启诸君，清所未有也。谓私厚于满洲，则亦与明之私厚于宗室等也。明之横征暴敛，未乱之时．有万历之矿使、税使；既乱之後，有万历至崇祯之累次加赋。清则以明为鉴，而&lso;永不加赋&rso;之祖训，子孙竟能永守之也&rdo;；

他对清代统治的看法，迥异于钱穆。二人俱为史学名家，且俱深有造乎清史，何以凿枘如此？伯牛不自量力，试作调停。孟森考察清代国民所受待遇，认为与此前的&ldo;本族&rdo;统治相比较，其优劣厚薄并无重大区别。钱穆所注意者，则在于汉族士大夫在清代统治中蒙受了不公平待遇，远逊于宋、明两代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风光，用他的话说，就是：

&ldo;清代一代，仍然像是士人政权，仍然说政权该交付与读书人。这是中国传统的政治理论，满洲人也了解，并不曾正式反对这理论。他们只在此理论之下，另用一种法术，把满洲部族来凌驾中国读书人&rdo;；

即使如摊丁入亩、永不加赋这样的良法美意，他也认为不过是&ldo;一面箝制士大夫，而一面则讨好民众&rdo;的&ldo;法术&rdo;而已，&ldo;仅腾口惠，与确立一代规模之善政有辨&rdo;。

在史实无争议的情况下，二人立论犹歧异如此，这种情状，可用一句俗谚形容，曰：屁股决定脑袋。孟森所持立场，重视民生；钱穆的立场，则在乎士气。更通俗、更时髦一点，则可说，孟森是草根一族的代言人，钱穆是智识阶级的传声筒。孟森若谓：民以食为天，只要有饭吃，谁当皇帝都一样；钱穆则曰：生存权固然重要，而参政议政的&ldo;天赋士权&rdo;更重要。各所代言之社会阶级不同，宜其所言格格不入，然则，何以调停？窃以为，调停之法，莫过于和稀泥。和稀泥之法，曰：&ldo;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rdo;（《管子?牧民》）。仓廪实，衣食足，是物质文明建设，是民生；礼节荣辱，是精神文明建设，是士气。从句法上看，民生、士气有个先後次序；自统治逻辑而言，则是个互动的过程。因为，紧接&ldo;仓廪&rdo;一句，管子便说：&ldo;上服度则六亲固，四维张则君令行&rdo;；四维者，礼、义、廉、耻也（亦即&ldo;知礼节&rdo;、&ldo;知荣辱&rdo;），&ldo;四维不张，国乃灭亡&rdo;。可见，仓廪衣食，礼节荣辱，于一国之兴废存灭，幾具同等重要性。然则，孟、钱二人之论，分则各有所偏，各有所失，合则庶幾为客观平允的判断。

康、雍治下，国民生计较诸明、清鼎革时，确有改善。继之以乾隆，坐享前代政治遗产，居然盛世。然贪风炽烈，所搜刮者莫非民脂民膏，民生困苦，日逾一日；乃不察隐患，文过饰非，借文字狱以催折士气，编四库全书以遏制思想、学术之自由。于是，仓廪渐虚，衣食渐绌，礼节荡然，荣辱淆然，盛世徒有虚表，後世之乱从此酝酿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