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这些芸芸众生中,谁也不能预料现在和未来将要发生的事情,大部分同伴都搬家离去,看起来好像合乎逻辑,而且一场灾难让他们很受惊吓,而且也打乱了他们原来就含糊不清的所谓计划。这样以来,多里克就失去了那些胆小怕事的听众,也使博瓦勒失去了拥护者和听众,也就是说失去了所谓的整体式被戏称为选举材料的、厚颜无耻的吹嘘对象了。
泄气了约两个月之后,博瓦勒开始又重整旗鼓了,如果他缺乏决断意识,事情不按他的指引,没有他的参与或通过,事情本身照样的解决了,这些对他来说,并不意味着失败或失去了一切,那些过去和将来都还不曾做的,霍斯特人都忘记给自己选个领袖,所以位子还空着,只要你去拿就行了。
缺少选民,并不是成功的障碍,恰恰相反,在这个人口稀少的地区,引导选举战是易如反掌的事,至于移民们,没必要去管他们的观点如何,他们分散在岛的四面八方,互相之间也没有联系,不可能集中起来一起行动,如果以后他们返回营地,那也只会是一小部分人,这些人势单力薄,发现这里有一个政府正在工作,将不得在既定事实面前折服。
这个计划一旦形成,博瓦勒急忙将其付诸实际行动,只几天时间,他已了解到这个潜在的政府有三个党派,除了中间派和漠不关心的人们,一个是他自认为是理所当然的领袖的一些人;第二个是对刘易斯&iddot;多里克的提议亦步亦趋的人们;第三个是受勒柯吉影响的人们,他经过反复地、深思熟虑地研究,认为这三个党派好像是势均力敌。
有了这个想法,博瓦勒便开始行动,用他那吸引人的口才,拉来了六十张选票,立刻举行了装模作样的选举。因为大部分人,不太了解这是件重大事情,于是有些人弃权,又必须来第二轮的投票,最后他的名下只剩了近三十张的选票。
通过这种避重就轻、变换手法的选举,他终于被选上了,他对选举看得很认真,这以来,博瓦勒对自己的前途不再担心,如果这头衔,没有赋予他的选民负担他的生活费用的权力,那么他就不必要来做这个领袖。
但是还是有烦恼困扰着他,最根本的常识告诉他,政府的首要任务是搞好管理,然而在实际进行工作中,对他来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也不像他所想象的那么容易。
显然,刘易斯&iddot;多里克在这方面,却不会有什么烦恼,他所依仗的共产主义学校,就可以简化一些问题,是十分清楚的,他的箴言是:一切归公,人们对物质和精神的看法基本上可以容纳他的这种格言,因此他甚至可以轻而易举地实施,甚至可以不花太大的力气,就可以推行其严格的法律,或者是这些人温顺地听任安排,而且霍斯特人也许正在尝试这种方式也许做得不坏,这些人数量有限,而且不与外人交往,这就是他事情成功的最有利的条件,而且也许在这种特殊环境中,按照共产主义的格言,他们或者能够争取到各取所需的目的,并实行绝对的平等,以开展平均化为条件,目前还说不上是提高穷人的生活水平或是降低人的生活水平。
不幸的人,费尔丁南,博瓦勒,并没有公开主张共产主义,而是信奉集体主义,其组织机构,不是一般人为的力量就能以达到目的的,必须有一个更复杂、更重要的机制。
而且,这种学说可以实现吗?如果在十九世纪末所表现出的社会主义运动,没有什么作用的话,有必要提醒人们避免悲惨的失败,激起广大的同情,引导人们寻找减少灾乱的自救方法,激发他们更高的积极性,而产生较为全面的法律,其结果是只有从完善的社会秩序中得来,如果在批评中找到一个牢靠的阵地,看来,还是容易办到的!
费尔丁南&iddot;博瓦勒不好的一面,绝对是他没有什么好批评、好毁坏的,既然在霍斯特岛上一无所有,而且它处于建设中,就这点而言,也是无先例可循的。
确实社会主义并不是形成文学的科学,它并没有形成整套完整的学说,必须先破坏而后创造,因此博瓦勒不得不自己创造,看来,要彻头彻尾地创造一个随便什么样的社会秩序,还是件棘手的事情,并且还要知道,如果人们只满足于忍受相互交换生活,同时摸索着向永无休止的变化前进,那是因为他们别无任何选择,只能如此而已。
不管怎样,他的指导思想有连贯性,他并不是从那种,不要求通过生产方式的社会化而取消竞争的社会主义学校来的,对于所有的学派来说,这是共同的,最低的要求,尤其是集体主义者的信条,博瓦勒只能遵循服从。
不巧的是,这样一条原则,如果没有一个强大复杂的生产机构的旧社会,这是个表面道理,然而在霍斯特岛上,这样的表面道理也一无所有,除非将集体主义变成纯粹的共产主义,那时,人们愿意把农具、树林、田地和牧场,都看成是生产工具,其实,真正的生产工具是移民的双手和勇气。这就是博瓦勒为什么被这么多人痛苦、困惑所折磨的原因。
当他自我探讨这些严重的问题时,他的选举有了奇怪的结果,营地已是如此地人烟稀少,而且还常常有些人正在搬走。
第一个是阿里洛德士一家,率先做出了榜样,由于事情产生转折而不太让人放心,他过了河。就在那天,博瓦勒的雄心,得到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