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他停手时,那家伙已经失去了意识,满脸是血,满口是牙。
这一事件引起了当地居民的极大不安。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意大利宪兵曾试图找到弗朗西斯展开讯问,但他早已离开意大利去了法国。
几年后,他再次遇见了安娜贝尔。安娜贝尔对他当年的出手相救表达了谢意,但也表示自己被他吓到了。不管怎样,两人最后还是走到了一起,而且,多亏有了安娜贝尔,他才得以控制住了自己的暴力倾向。
当他摇晃儿子时,发现宝宝已经睡着了。弗朗西斯这才敢在托马斯的头上轻轻吻一下。宝宝身上散发着牛奶面包和橙花的气息,香甜醉人,让他激动不已。躺在他怀里的托马斯,看起来那么小。他漂亮的脸蛋上满是宁静与平和,分明是预示着将来的美好。然而,这小家伙看起来却这般脆弱。
弗朗西斯突然意识到自己流泪了。不是由于难过,而是因为这份脆弱令他害怕。他擦去脸上的一颗泪珠,万分小心地把托马斯放回了摇篮,生怕吵醒他。
他滑开观景窗,走到病房外的露台上。他从夹克衫口袋里掏出一盒高卢香烟,点上一根,接着突然脑子一热,决定抽完这支烟后就此戒掉。如今的他,已挑起了家庭的重担,必须得自律了。父亲需要照顾儿子多少年?十五年?二十年?还是一辈子?他一边吐出呛人的烟,一边闭上眼睛,以便更好地享受从高大椴树的繁茂枝叶中穿透而来的最后几缕阳光。
托马斯的降生,让他感受到了一份沉重的责任感,但他已然做好了承担责任的准备。
养育一个孩子,保护一个孩子,是一场漫长的战斗,时时刻刻都需要保持警惕。最糟糕的事情随时都可能陡然发生。永远都不可以掉以轻心。弗朗西斯不会逃避。他什么都扛得住。
观景窗滑动的声音打断了弗朗西斯的思绪。他转过身去,看见安娜贝尔正在向他走来,嘴角挂着微笑。当她依偎在他怀里时,他感到一切恐惧都烟消云散了。在微风的吹拂下,弗朗西斯对自己说,只要有安娜贝尔在,他就什么都可以面对。假若没有智慧相伴,蛮力就一无是处。只要在一起,他们就能永远做到未雨绸缪。
未雨绸缪
即便皮亚内利的书始终是挥之不去的威胁,马克西姆、范妮和我仍照常生活着,仿佛它不存在似的。我们已经过了在恐惧中生活的年纪,也过了想去说服别人、证明自己的年纪。我们必须做到的只有一件事:不管发生什么,从此风雨同舟。
随着一天天过去,我们一边享受着彼此的陪伴,一边守候着一场狂风骤雨;然而,在我内心深处却默默抱着一线希望,希望它永远不要爆发。
我身上的某些东西变了,我因此觉得心安。令我备受煎熬的焦虑已然消失。我成功地寻到了根、溯回了源,从此脱胎换骨。当然,我也有遗憾:遗憾直到母亲去世才跟她和解,遗憾直到里夏尔入狱才与他亲近,也遗憾从未以儿子的身份同弗朗西斯交谈过。
我三位“父母”走过的路,令我思绪万千。
他们的人生经历很不寻常,充满了痛苦、冲动与矛盾。有时,他们缺少勇气;有时,他们又很忘我,令人肃然起敬。他们活过,他们爱过,他们杀伐过。在某些时候,他们也曾被激情冲昏过头脑,但他们或许已经尽力了,尽力摆脱平庸的命运,尽力在实现自我价值的同时挑起肩头的重担,用自己独特的语言说出“家”这个字。
作为他们的孩子,我并不一定非要效仿他们,但必然要努力捍卫这份精神遗产,并从中汲取些许教训。
毋庸置疑,情感是复杂的,人是复杂的。我们的生命是多面的,往往会令人难以捉摸,暗藏着自相矛盾的憧憬与渴望。我们的生命是脆弱的,既珍贵又无足轻重,时而淹没在孤独的冰水中,时而沉浸于青春之泉温润的细流里。我们的生命,更是永远都不可控的。哪怕是秋毫之末,也可让一切毁于旦夕。一句低吟的话语、一个闪亮的目光、一抹迟来的微笑,都能让我们飘飘欲仙,也能让我们遁入虚无。即便一切都不确定,我们仍别无他选,只能一边假装掌控住混乱局面,一边希望心灵的百转千回能够在上帝的神秘旨意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
七月十四号晚上,为了庆祝马克西姆出院,我在父母的房子里举办了一场聚会。参加聚会的有奥利维耶、马克西姆、他们的两个女儿、范妮,甚至还有波利娜·德拉图尔——事实证明,她是个聪明有趣的姑娘。我们俩后来和解了。为了哄孩子们开心,我用露天烧烤架烤了牛排,还准备了热狗。我们开了一瓶夜圣乔治葡萄酒,随后坐在露台上,欣赏昂蒂布海湾燃放的烟花。烟花表演刚刚开始,外面的门铃就响了。
我丢下客人,打开室外灯,随后顺着小径向下走到门口。斯特凡纳·皮亚内利正在铁门外等我。他看起来不太精神:头发很长,胡子很密,眼圈发黑、双眼充血。
“斯特凡纳,你想干什么?”
“嘿,托马斯。”
他满嘴酒气。
“可以让我进去吗?”他一边问,一边紧紧抓住铸铁大门的栏杆。
这扇铁门,我不会打开,它象征着横亘在我们之间的隔阂,那道永远无法消逝的隔阂。皮亚内利是个叛徒。我们再也不会接纳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