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来没有问过她,在那段漫长的、似乎永远没有尽头的恢复期里,她究竟在想些什么。我一直希望有一天她能主动告诉我,但是她没有这么做,我也没有坚持。当然,我并没有那么好奇。我想那只不过是在面对突如其来的解脱时产生的一种不真实感,是心酸痛苦过后下意识产生的反应。因此,我耐心地等待她自然地适应,没有给她任何压力,时时刻刻陪伴在她身边,准备着在她需要支持的时候扶她一把,而且随身带着手帕随时准备为她擦拭眼泪,但是她一滴泪也没有流过。
终于我看到了她的好转,因为她开始自己做一些小小的决定了:今天我想十点钟去做弥撒i我想跟哈米拉一起去市场买些做米饭的材料,你觉得怎么样?慢慢地,当她听到东西掉下来的声音或者某架飞越城市的飞机引擎声时,不再显得那么害怕。弥撒和市场成了她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然后,慢慢地她又开始参与其他活动。其中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重新开始缝纫。虽然我一直十分努力地引导她,但是从到来的那一刻起,她就没有缝纫表现出任何兴趣,似乎那不是一件她做了三十多年赖以为生的工作。我给她看从丹吉尔买来的外国服装图样,给她讲我的顾客和她们的各种奇怪想法,试图能用以前我们一起缝制任何一件衣服时的琐碎记忆唤回她对针线活的兴趣。但是我并没有成功,就好像我说的是一种她不能理解的语言。直到某一天早晨,她突然往工作间里探进身子问需要我帮忙吗?&ldo;于是我知道,我的母亲重生了。
她来了三四个月以后,我们终于过上了平静的生活。有了她的加人,我的日子也不再那么忙碌。店里的生意发展得不错,我们可以每月按时给坎德拉利亚分红,剩下的钱维持两人的生活已绰绰有余。现在的我再也不用那么紧张了。我们之间重又互相理解,虽然谁也不再是过去的那个人,而且也都知道自己面对的是一个不同的母亲和女儿。那个勇敢坚强的多洛雷斯变得脆弱,而她的小希拉已经成了一个独立的女人。但是我们相互接受,相互欣赏,各自扮演着最适合自己的角色,再也没有出现过任何紧张的关系。
在得土安第一阶段的生活中那种忙碌和紧张渐渐变成了某种遥远的回忆,甚至恍若隔世。现在我已经把迷茫、奔波、通宵达旦的外出和毫无理由的生活全都远远抛在了脑后。一切都已经过去了,我拥有的只有平静的生活,最自然的状态。然而,回忆仍然时时在我心头纠缠。马库斯的离去带来的伤痛正一点一滴地消退,但关于他的回忆还时刻萦绕,就像一个看不见摸不着的伙伴,只有我自己能感觉到它的存在。有多少次,我后悔没有把两人之间的关系更进一步,有多少次我暗暗自责当时为什么要坚持拒人于千里的态度,现在我多么想念他啊!尽管如此,在内心的最深处,我还是庆幸当时没有被感情冲昏头脑。否则,他的离去可能会让我更加痛苦。
我跟菲利克斯一直保持着联系,但是母亲的到来适时地终结了他的夜游。从此他不再每天晚上跑到我家,给我上那些稀奇古怪的文化课,我也失去了他那真挚而有趣的陪伴。
我跟罗萨琳达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她丈夫停留的时间比预想的要长得多,像吸血鬼一样侵占着她的时间,磨损着她的健康。不过幸好,差不多七个月以后,皮特•福克斯终于想清楚了,决定回到印度去。没人知道这个一天到晚满身酒气醉醺醺的人怎么会在突然间恢复了一丝良知,但事实确实如此,他在某一天早晨作出了这个决定,那时候他的妻子已经濒临崩溃。然而,除了暂时的解脱,他的离去并未带来更多的好处。他从来不认为最明智的选择就是痛痛快快地离婚,尽快结束这段闹剧般的婚姻。相反,我们都觉得他可能是要回卡尔库特结束生意,再回来同妻儿永久地居住在一起,提前在和平又物价低廉的西班牙保护区享受退休生活。不过,为了不让妻儿那么早就习惯优越的生活,他决定,既然多年来都没有调整过,那么这一次他也不会给他们增加哪怕一英磅的抚养费。
&ldo;如果有什么周转不开,你那位亲爱的朋友贝格贝尔会帮你的。&rdo;他走的时候说。
令所有人都庆幸的是,他再也没有回到摩洛哥来。罗萨琳达,在经受了长时间的折磨和煎熬之后,几乎花了半年时间才逐渐恢复过来。皮特走后那几个月,她一直卧床不起,一共也就出过三四次门。而总督先生基本上把办公地点安在了她的卧室,他们常常一起度过很长的时间,她靠在枕头里阅读,他则在窗边的一张小桌子上处理公文。
医生叮嘱她,在恢复到正常状态之前要绝对卧床休息,这虽然没有让她彻底断绝社会交往,但是也已经尽可能地减少了各种活动。不管怎么样,她刚开始感觉到身体恢复的征兆,就挣扎着向朋友们开放她的家,坐在床上开一些小型的派对。这些派对我几乎都参加了。我跟罗萨琳达依然亲密无间,但已然沧海桑田,物是人非了。
一九三九年四月,西班牙内战进入尾声。从那时候开始,我们的国家不会再因为党派斗争、金钱利益或者势力割据而分裂。至少,胜利的人们是这么说的。母亲和我听到这个消息心中五味杂陈,不知道这次的和平会带来什么样的未来。
&ldo;妈,你说现在马德里会是什么样子?我们怎么办?&rd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