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我不像尊敬安德罗波夫那样尊敬克留奇科夫,但和他相处得很好。1991年8月我在莫斯科逗留期间,听到他为推翻戈尔巴乔夫发动了一场拙劣的政变的消息后,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苏联谍报机构和苏共党内有不少人对戈尔巴乔夫打算给予各加盟共和国更广泛的自治权限极为不满。所以我对政变本身并不感到惊奇。让我难以置信的是这场政变手法的滑稽可笑。克格勃里的老熟人向我发牢骚说,他们事先甚至没有接到通知。政变发生后,一切显得杂乱无章。政变的策划者束手无策。无怪乎我的这些老熟人们拒绝公开对它表示支持了。
克格勃的优势之一在于:它的成员感到自己是由克格勃和兄弟谍报机构组成的一个大家庭中的一员。同时克格勃自身也存在一些弱点。其中头重脚轻的党的官僚机构以及克格勃内根深蒂固的互相猜疑当推为首。后者反映出,尽管安德罗波夫和克留奇科夫尽了最大的努力,克格勃仍然未能完全走出斯大林和贝利亚的阴影。
然而克格勃精心向其成员灌输自己是优秀分子中的一员的观念只反映了它的一面。另一面则是长期以来对出生入死为它工作的间谍无动于衷,没有任何感激之情。这些间谍常常在失去价值之后被克格勃抛弃或冷落一边。苏联阵营谍报这一行内以信义著称的东德成了莫斯科甩包袱的地方。几名暴露了身份的间谍都被莫斯科推给了我们。这给我们增添了财政上和安排上的负担。因为苏联阵营内的财会制度总是对苏联有利。每次苏联把一个没用的间谍推给我方时,他带来的那点钱根本不够付给他找一套舒适的房子以及一份合适的工作的费用。
克格勃和格鲁乌(苏军总参谋部情报局)手下都有为它们干的东德人。虽然我们两国和两个谍报机构之间关系密切,可苏联人仍喜欢用自己找的人,而且对我们守口如瓶。只有事情败露后,我们才获悉某个间谍原来是东德人,通常在西德或北约组织为苏联搜集情报。这些人服刑期满或用被俘的西德间谍交换回来后,苏联人期待我们照顾他们今后的生活。这种事十分棘手。一旦一名间谍在西方暴露,就再也无法派往国外。再说我也不想让这些人在可以接触到机密或是可以旁听到敏感消息的国家安全部的任何部门工作。
最让人伤脑筋的是,这些人通常患有忧郁症或其他的心理疾病,因为苏联对他们个人做出的牺牲既无感激之情,又对他们弃之不理。许多人受此冷遇后,感到苏联主子怪罪自己不慎落网。其实大部分人是因为其他原因被捕,通常是由于安排他们与苏联联络员(西方称信使)接头时不够谨慎小心,或是莫斯科那头出了叛徒。苏联人对这些暴露了身份的人如此冷漠,令我失望。他们饱尝艰辛,却往往连一枚奖章也得不到。
窃得原子弹秘密的福克斯就是这样一位间谍。我对他极为敬重。他向主管制定核战略的贝利亚提供了英美在钚弹和铀-235方面的详尽的研究成果,为苏联研制原子弹立下了汗马功劳,堪称帮助莫斯科造出原子弹的第二功臣。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他为躲避纳粹移居英国,在哈韦尔研究中心研究核技术。福克斯和索尔格、菲尔比属于同一类人。和他们一样,福克斯自愿运用自己的知识为苏联服务。三个人都深信,只有在苏联的帮助下才能战胜希特勒。福克斯听到纳粹德国的科学家正在研制原子弹的消息后,开始把自己掌握的机密透露给苏联。
福克斯在纳粹德国的生活经历加深了他对共产主义的信仰。1945年7月16日美国在位于新墨西哥州沙漠的阿拉莫戈多爆炸第一颗原子弹时,他就在现场。事后他迅速将这一消息捅给了莫斯科。仅仅8天后,战胜国在波茨坦举行了会议。会议期间杜鲁门总统向斯大林暗示美国已发明了一种威力巨大的新型武器时,斯大林引人注目地没有显出吃惊的神色。
自1950年在英国被捕起,福克斯遵照苏联军事情报局的指示在此后的30多年里一直保持沉默,既没有写回忆录,也不接受采访,哪怕是苏联或东德新闻机构的采访也一样遭到他的拒绝。1959年被英国释放后,福克斯定居德累斯顿。然而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里,苏联人甚至不允许我们接近他。到了70年代,苏联人终于同意我们情报局的科技部可以偶尔向他咨询一下能源方面的问题,但不得涉及他过去的谍报业绩。
这个曾为窃取核机密做出非凡贡献的人如今却在东德闲居,不时应我的同事的请求回答一些比较各种冷却系统优劣或核物理学方面的问题,对自己过去的伟大功绩却只能三缄其口。每想到此,我内心极为不安。我曾组织人员将我方优秀间谍的生平和业绩拍成电影或写成传记。一是作为对他们的纪念,二是借此在情报局内培养一种集体荣誉感和继承传统的精神。福克斯无疑是一部绝好的教材。我当然不能在没有得到上面领导人的批准的情况下就去找他。经过我再三做工作,昂纳克终于同意由我出面说服福克斯把他的经历告诉我们。拖了一段时间后,我终于获准拜访他。和我同行的还有情报局内一位懂核物理的高级官员。自从他定居东德后,我们俩是除克格勃和格鲁乌外唯一获准采访他过去经历的人。1983年我们采访福克斯还有一个前提,即采访内容只能供情报局内部使用。我们说服福克斯接受给他录相。这盘录相带成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内唯一一盘采访他的实况录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