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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9章（第1页）

姚启圣和李光地两个人物形象的寓意是，相对于国家大计和政治需要，知识者的人格和品性无足轻重不须挂齿，知识者的“清醒”和“清高”，在政治上是幼稚的，在世务中是“无用的”，许多情况下甚至是“有害的”，同时，知识者的“孤芳自赏”与“恃才傲物”，也是可疑的和可笑的，是“穷酸”和“不识时务”。知识者的才干、见识与思想，只有获得皇帝的认可与赞赏，才是才干和“学问”，才有价值，才有发挥和付诸实践的可能，也才有其社会意义。这当然道出了中国几千年专制主义政治的几分真实，也绘出了知识者在这种政治—文化结构中的尴尬位置，同时也将中国社会对知识者的真实看法坦露了一半。

很长时间以来，中国社会对知识分子（所谓“士”）的看法就呈矛盾纠葛状态。知识者经常被赋予重大的社会责任，被称为“社会的良心”。孔子倡导“士志于道”，规定了“士”是社会基本价值的维护者。余英时指出，孔子的言论“对后世的‘士’发生了深远的影响”，【36】“士”的卫道者的形象为他赢得了广泛的社会尊敬。同时，社会各界对“士”又偏见极深，知识者被认为是“会说不会做”的眼高手低之人，是木讷迂腐的书呆子，知识者的洁身自好、持重守节被看作是“故作清高”，更有人认为这是“士”的“佯装伪饰”。这似乎也有历史根据。战国时许多“士”散布于贵族门下，难免文人相轻，相互争斗，一些心术不正之人混迹其间，沽名钓誉，败坏了士子的形象。荀子说：“今之所谓士者，污漫者也，贼乱者也，恣睢者也，贪利者也，触抵者也，无礼而唯权势之嗜者也……无能而云能者也，无知而云知者也，利心无足而佯无欲者也，行为险秽而强高言谨悫者也”。【37】在普罗大众中，对知识者的尊崇与篾视奇妙地混杂着，他们指望自己的孩子熟读四书五经，研习孔孟之学，将来考取举人，“衣锦还乡，光宗耀祖”；可同时又看不起读书人，认为这些人“四体不勤，五谷不分”，满脑子诗书文章，却无半点实用，“大事干不了，小事不愿干”，还想对他人指手划脚……凡此种种，如余英时所言皆可被称为一种对“智识者”的态度，或可归为美国学者霍夫斯塔特所言的“反智主义”范畴。我们今天回首1966－1976年间的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可以看出，这十年从某种意义上讲正是中国社会“反智主义”倾向的大发作。

自上世纪90年代初始，中国的电视剧制作就出现了反智主义倾向，其中以《渴望》和《围城》为其代表，知识分子在这些电视剧中被塑造为“极端自私”、“虚伪”、“弄虚作假”的小人，承受着广大观众的鄙夷和愤恨，及至1998年，《雍正王朝》将这种对知识者的轻篾和敌意“光大”到顶点，以致可以公开为“文字狱”暴政翻案。到了《康熙王朝》，这种“反智主义”再度凸现，并再度获得不少观众的认可。然而，今日非昨日，今天，我们已经处在一个被称为“知识经济”的时代，文化和科学技术对社会进步至关重要已成为各界共识，在这种时候，具有浓重反智主义色彩的电视剧一再热播，这种“二律背反”式的社会文化现象，在让人吃惊的同时，显然应该引起更多的思考。

历史经验表明，中国知识者在经济－政治－文化结构中的尴尬位置，决定了他们多数人的复杂人格及其命运。专制统治者懂得，欲坐稳江山，先要聚拢人心，“人心之中，最重要的又是士子之心”，朱元璋说的简洁：“治天下以人才为本”。这是因为知识者有思想、有见解，在民间具有影响力，执政者要巩固政权，使政权获得人民的认可，取得“合法性”，必须先争取“士”的认可与支持。同时，“士”的才智和能量又让统治者感到恐惧。为了保证君主的权威和君权的永恒性，统治者不惜动用暴力镇压&ot;士&ot;的理性精神和反抗欲望。自秦始皇“焚书坑儒”始，法家政治权力直接干预文化的方针，被历代王朝继承了下来。

在中国社会，多数士子学人没有独立的经济地位和财产来源，统治者给他们预留的生存空间，只有“学而优则仕”一途。为了有出头之日，士子们只能读死书、死读书，以求科场中举，一展才学，光宗耀祖。然而，不少人皓首穷经，读了一辈子书，却在科场上一无所获。而科举不中，一切努力就全是白搭。可以想见，古时的读书人承受着何等巨大的压力。《儒林外史》描写范进中举以后高兴地“发疯”，显非凭空虚构。即使中了举人，加入官僚队伍，也不会从此一帆风顺。在清规戒律繁多、等级森严关系复杂的专制政治结构中，士子们须时时处处看上司眼色，谨小慎微理事，循规蹈矩办差。要想在仕途上飞黄腾达，就必须有铁石心肠，敢于蒙骗和欺诈，还必须察言观色，善于逢迎，攀附权势，投靠在达官贵人门下，最好加入某一朋党。

当然，这仅是就士大夫的一般情形而言。中国历代知识分子中，总有一些不甘于沉沦，勇于担当道义和社会责任的人，他们“以天下为己任”，“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他们敢于运用自己的智能，对不合&ot;正道&ot;的社会政治进行反思批判，而且，社会越黑暗，统治者越残暴，知识者的这种反抗和批判越顽强，越坚韧。孟子曰：“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从司马迁、嵇康，到柳宗元、辛弃疾、文天祥，再到李贽、黄宗羲、王夫之、龚自珍，这样的“士”代不乏人，他们代表着中国知识分子“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高贵品格。中国古代思想之精华，智能之结晶，于今日仍有其重要价值者，恰恰是在这些具有坚韧意志和高贵品格的“士”的手中产生的。